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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优雅的告别》:临终病人在院死亡,就等同于「治疗失败」


2020-06-10


一直有传闻说,华特.迪士尼(Walt Disney)在死后,遗体就立刻被冻存起来。不过她的长女黛安娜说,华特绝对不会想要这幺做。华特65岁因病辞世后,遗体就被火化,骨灰则被安葬在加州格伦代尔(Glendale)的林茵纪念公园(Forest Lawn Memorial Park)里。

低温学(cryogenics)里的人体冷冻技术(cryonics)是一门将死者冻存起来,以备日后重新赋予他们生命的科技。理想状态下,想要完整保存死者的组织,在病人心跳停止跳动的几分钟内,就必须立刻开始执行冷冻的程序,这样之后若医学发展出可以治癒他身上病痛的技术,才能有效让他解冻后的遗体起死回生。尤其是要避免大脑因心跳停止受损,因为如果日后解冻遗体发现大脑不能正常运作,那幺先前为了冷冻遗体投入的大量时间、精力和金钱就全白费了。我们还不晓得这样的冷冻技术到底能不能完整保存死者的记忆、个性和人格特质,但理论上,应该是可以。假如你的经济能力不允许你冻存整副遗体,你也可以依照你的财力选择只冻存头部或是大脑。

多年前在一场研讨会上,我曾带着敬畏之情聆听一位洛杉矶企业家的演讲,内容是介绍他的冷冻保存公司如何执行人体冷冻的业务。他说,他们的客户在临终之际,医师仍会密切监控他的脉搏和呼吸,同时他们的团队也会在客户的屋外备妥一辆满载各种维生机器以及专业人员的卡车。就西方国家的法律来说,要等医师宣判病人死亡,病人在法定上才算是死了,所以要展开后续的行动,整个团队的人都必须静待医师的判定。

一旦主治医师再也测不到病人的脉搏或呼吸,宣判该名患者死亡,屋内人员就会赶紧打电话给卡车司机,要卡车上的人员开始行动。接获通知的团队会立刻将卡车上运载的机器推入屋内,宛如处置心脏骤停的急救团队般,动作迅速地把各种维生机器连接到遗体上,準备透过这些机器让才刚被宣判死亡的病人起死回生。比方说,他们会用叶克膜接掌遗体的循环系统;人工呼吸器保持肺脏的运作,供给身体所需的氧气;甚至静脉注射可以重新恢复生命力的药物。因此,在整个团队种种努力下,方才已经成为法定上「死人」的病人就会重新醒过来,此时团队才会开始执行人体冷冻的程序,让病人在这段冷冻保存的过程中再次慢慢死去。最终,这些遗体会以玻璃化冷冻法(vitrification)被冻存在摄氏负196度的低温液态氮环境中,据说,这样可以让细胞受损的状态降到最低。

冷冻程序完成后,冷冻保存公司剩下要做的就是好好保存客户的遗体,直到医学界找到可以治癒他们疾病的方法为止。不过这当中其实还有一个大问题,就是不少人都是死于高龄。也就是说,他们在临终前已鸡皮鹤髮,全身的器官和组织几乎都衰老不堪,而这些原因同时正是夺走他们性命的主因,所以在这种身体状态下从冰封中清醒过来或许并非如理想中那幺美好。即便到了那个时候,医学界真的发展出一个可以治癒被列为死者「最终死因」的治疗方式,恐怕也不足以让他们在复活后拥有一副健康的身体,因为高龄死者通常都百病缠身,他死亡证书上的那一项死因只不过是压垮骆驼的其中一根稻草。若真要说会因人体冷冻保存受益的族群,大概就属患有单一不治之症的青壮年人,只是这些人很少有钱去支付这笔费用,或是有把遗体冷冻保存的想法。说实在话,这类冷冻保存公司的主要客户都是临终的富有老人,这些有钱老人无非是希望先藉由这样的冷冻技术,保存住他们细胞里的DNA,等有朝一日科技够进步、有办法将他们的DNA去芜存菁,他们就有机会以更年轻的状态重生,甚至是彻底改头换面。不过,在这个人口过剩的年代,还让老年人不断複製自己分身的想法或许根本不恰当,大众还需要用更审慎的角度去审视。

追求长生不死的人大有人在,除了冷冻保存技术,英国老年学家艾柏.得桂(Aubrey de Grey)甚至把老化看作是一种疾病,极力想要透过停止人类老化的过程,寻求长生不死的境界。艾柏继承了他母亲给他的1650万美元创建了SENS研究基金会(SENS Research Foundation),以找到预防身体和认知因老化退化的方法为目标。SENS这四个英文字母是 Strategies for Engineered Negligible Senescence 的缩写,意思为「操控无用老化的策略」。艾柏决心要跟传奇人物浮士德(Faust)和道林.格雷(Dorian Gray)一样,不计一切代价的找出长生不老的办法,而他现在也确实一直朝着这个方向进行。他用希伯来圣经里带有「长寿」意涵的人物名「玛土撒拉」,创设了一个「玛土撒拉小鼠奖」(Methuselah Mouse Prize),提供奖金给可以延长小鼠寿命的研究人员。艾柏甚至创造了「无老状态」(pro-aging trance)一词,想要让人摆脱对老化的忧惧。《麻省理工科技评论》(MIT Technology Review)曾批判过艾柏的计画,说他的理论大错特错,不值得在学术界讨论;然而,不论他的理论是否合理,他的这份主张都反映出许多人对老化和死亡的恐惧可能早已凌驾在理智之上。


哈汀先生74岁,入住我们医院的加护病房大约已经24小时。过去他一辈子都住在澳洲新南威尔士州的一座小镇里,送医前,他被一位正準备去学校上班的老师发现倒在田野之中。该名教师赶紧对哈汀先生施以心肺复甦术,不久后救护车赶到,便把他送往当地医院急救。当地医院的医师先为他静脉注射可以促进血液循环的药物,便请求直升机支援,準备把病人送到我们医院来。这段期间急救人员一直不间断地为他做心肺复甦术,等到他抵达我们医院时,他们已经对他做了整整5小时的心肺复甦术,但过程中他的心脏始终都没有自己跳动过。一般来说,在持续接受了5小时的心肺复甦术后,患者的大脑难免都会出现损伤,可是由于他的体温不高,所以医疗人员认为或许他的大脑有机会逃过一劫。

医疗人员决定放手一搏,用叶克膜来支持哈汀先生的心肺功能,于是加护病房的8号病床成了哈汀先生的床位,除了叶克膜,此刻他的呼吸和心跳也必须靠着呼吸器和强效药物才能正常运作。儘管在医疗人员一连串的努力后,哈汀先生的体温终于恢复正常了,但他整个人看起来毫无生气,宛若只剩一具空壳,应该说,他真的只剩一具空壳。没有任何迹象显示他的大脑可以正常运作,他的心脏和肺脏在没有叶克膜、呼吸器和药物的支持下,也无法正常运转;他的状态已经完全符合法定的死亡标準,我们打算停止再对他採取任何医疗行为。

我们告知哈汀先生的家属这个遗憾的消息,纵使他们不太能理解为什幺我们要让一开始就已经符合法定死亡标準的哈汀先生,陆续承受这幺多的折磨,但或许是因为他们都是纯朴的乡下人,所以听到这个噩耗时,他们还是诚心向医疗人员表达感激之情。

在前几个段落,我才以冷冻保存公司的人体冻存技术为例,说明现代医疗打算以极端方式让生命永续长存的过程,而对照哈汀先生的状况,你会发现,医师在宣判两者死亡的时机点有很大的差异,即:想要靠冻存技术取得重生机会的病人,医师会尽早先宣判死亡,再靠维生机器恢复生命徵象,然后才冷冻保存;至于哈汀先生虽然一开始就因死亡而体温下降,但仍历经各种现代医疗的抢救,直到他重新恢复体温,确定回天乏术后,医师才终于宣判他死亡。

伊莉莎白.库伯勒—罗斯(Elisabeth Kübler-Ross)医师曾在她的大作《论死亡与临终》(On Death and Dying)一书中提出「为什幺要善终这幺困难?」一题,探讨死亡的艺术。她认为临终病人待在医院里并不恰当,因为医院是为治癒伤患而建的机构,因此对院方来说,病人死亡就等同于「治疗失败」,当然会竭力挽救临终患者的性命。书中伊莉莎白医师一再强调「接纳死亡的重要性」,鼓励读者勇于面对死亡,让自己临终之际可以依个人意愿走过人生的最后一段路。

回首19世纪,当时大众还没有把医学看作无所不能。事实上,那个时候世界各地还有很多像爱丁堡救援协会(Edinburgh Association for the Relief of Incurables)之类的机构,专门收容医院无法救治的病患。由此可知,今日医学界的行为确实相当可议,因为说到现代医学,虽然人人都坦承不讳,它还是存在着一定程度的不足,但在面对那些患有不治之症的病患时,医疗人员却往往对这些重要的资讯避而不谈。我跟伊莉莎白医师的立场相同,认为临终病人待在医院里并不恰当。不过倘若我们要改变这个现况,显然必须先让医师晓得该怎样用更婉转、恰当的词彙向病患及其家属谈论临终这个议题,因为恐怕没多少人可以承受「不治之症」这类字眼的冲击。

说不定玛蒂森太太的话最能道尽善终不易的无奈。我出版第一本着作《加护病房里的选择题》(Vital Signs: Stories from Intensive Care)时,上过一个广播节目介绍新书内容,节目进行中,玛蒂森太太打电话进来分享了她先生的故事,那时候她先生才辞世没多久。她说他们夫妇俩生前就有共识,假如有一天大限来临,一定要避免接受过度的医疗处置,只是他们并未把这个想法白纸黑字写下来,仅仅口头将这份意愿清楚告知他们的孩子。

有一天,玛蒂森太太和她先生一起开车到离家不远的乡镇兜风,行车中,开车的玛蒂森太太发现她先生的身体突然从副驾驶座往她身上倒。她连忙把车停下,看看她先生的状况,结果正如她心中所料,她的先生死了。由于玛蒂森太太就跟许多年长的女士一样,没有使用行动电话的习惯,所以当务之急她必须再往前开100公尺,才能到公共电话亭打电话。于是,她先把她先生的身体从她身上推开,让他的身体可以靠在副驾驶座的窗户上,然后,她重新握住方向盘、踩下油门,开到了电话亭边。她没有马上下车拨打电话,而是在车上思索,自己的下一步到底该怎幺做才能让她的丈夫有机会善终。她想,假如她打电话叫了救护车,他们一到现场一定会马上把他从车子里拖出,对他施以心肺复甦术,此举有可能硬把他从鬼门关里拉了出来,之后送往医院,他身上就必须安插上无数的维生机器。不,她绝对不要让他去受这些无谓的折磨。玛蒂森太太继续漫无目的的把车子往前开,途中经过一间当地的医院。看到医院,她脑中又再次浮现相同的场景。年轻热心的医师不断为她的丈夫急救,安插上维生机器,然后如果抢救成功,她先生的余生可能都得待在疗养院里无法动弹,就连吃饭都得像婴儿般,靠别人一口一口餵食。

突然她听到铁路平交道的铃声大作,于是赶紧加速驶向铁道,因为她知道至少还有1分钟火车才会通过。她花了至少20秒的时间才开到了铁道的另一侧,然后迴转,静待火车通过。

现在她的思路改变了。她想起来她曾看过一个电视节目,强调施作心肺复甦术的时间点很重要,必须越快越好,因为人的心肺功能只要停止3分钟左右,大脑细胞就会开始死亡。从她先生倒在她肩头开始算起,至少已经过了3分钟,但她必须确保情况没有任何转圜。等火车通过势必能再拖延几分钟的时间,之后她也不会因此被冠上谋害亲夫的罪名。火车通过后,她再次穿越铁道,缓缓驶向她家庭医师的诊所。她认为她的家庭医师是个明事理的小伙子,不会採取她刚才所想像的那些夸张处置。到了诊所,她花了一些时间把车停好,便走进诊所跟柜台的接待人员说,她先生的状态看起来非常不好,想请问医师可不可以直接到车上为他看诊,因为他恐怕已无力自行走进诊间。医师跟着玛蒂森太太走到车边,但他甚至没开启车门,光从副驾驶座的车窗就看出玛蒂森先生已经身故,所以他绕到了驾驶座,从驾驶座那侧进入车内确认玛蒂森先生的状况,接着就宣判玛蒂森先生死亡。

根据该镇的传统,在丧礼安排妥当前,身故者的遗体必须先送往医院的太平间安放。救护车抵达时,随车的两名救护人员为了缓解玛蒂森太太的情绪,问她之前有没有坐过执勤中的救护车。她说:「没有,我从来没坐过。」就这样,他们让玛蒂森太太跟着他们一同上了救护车,救护车的鸣笛声大响、警示灯闪烁,坐在她先生平躺的遗体旁,她默默地流下了泪水,心中除了悲痛,还夹杂着一股如释重负的解脱感。这种複杂的情绪,正是许多遇上这类状况者的心情写照。

相关书摘 ▶《优雅的告别》:我们连伤心的权利,也被医疗化剥夺殆尽

书籍介绍

本文摘录自《优雅的告别:现代医疗对我们是恩惠还是折磨?》,台湾商务印书馆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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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肯.修曼(Ken Hillman)
译者:王念慈

你能接受生命原本的自然历程,知道如何顺应与接受它?
一部作为人生最后关头重要后盾的必需之书,
以真实案例,正视生命的尽头,勇于对自己的「死亡」负责!
人人都能优雅、尊严地告别,无畏无惧,拥抱善终。

生命自然进程原本就有衰老与死亡,很多人却无法面对它,更遑论谈论它、处理它。当无法预期的意外到来,你的家人必须为你做出决定,却可能使他们终其一生活在自责的罪恶感中。

反之,亦同样令人惶恐。

而「守护一丝希望」真的好吗?要如何有尊严的对生命告别? 本书教人正视生命终点面临的问题,与积极拥有选择如何渡过余生的权利,更剖析医病双方的整体关联,让大众敢于对生命负责任!

作者修曼医师以专业角度、平易近人的口吻,提醒读者生命原有的历程,充满人道关怀与省思。以真实故事案例,协助读者正视生命终结的事实,看清现代医疗的真相!一部面对生命的教战手册,从人是如何衰老,到如何选择好医者、如何预立遗嘱等,再无须逃避。当衰老与死亡难以避免,作者告诉人们如何面对,以保有尊严的方式,优雅告别。

「生命之美本来就包涵了死亡。」很多人却无法了解这一点。身为加护医学教授的肯・修曼感受至深。本书就是要告诉我们,其实医院还可以提供临终病人更温和、更符合他们临终意愿的医疗手段,同时赋予我们为所爱或亲人提出这些诉求的勇气。而我们也应转变对现代医疗的不当期待,与生命自然进程应有的观点,思考自身对人生终站可以有的「规划」与态度。

作者以切身的体悟与感慨,提醒读者大众正确看待生命的方式,并以生命智慧,调整看待现代医学的角度,认清它的极限,进一步思考每个人对于衰老与死亡的主动权。

《优雅的告别》:临终病人在院死亡,就等同于「治疗失败」 Photo Credit: 台湾商务印书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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